《花月杀手》以20世纪初的西方殖民时代为背景，揭示了一个令人胆寒的故事。印第安人的一支奥赛奇族，却在此发掘到了石油。奥赛奇族人一夜暴富成为时尚新贵，杀身之祸也随之而来。觊觎其财富而不断涌入的白人群体合谋，借助明面上的通婚、借贷等方式捞金，暗地里还长时段、大规模地杀害奥赛奇族人，以骗取“人头权”，疯狂占有其财富。
窝囊的小李为何与阴险的德尼罗如出一辙？
电影引发热议的，两位此前的一次合作，还是1993年的《男孩的生活》。30年后，如今的小李——以控制不住体重和永远不谈25岁以上的女友著称——已不再是青涩的男孩，已到了德尼罗当年的年纪：50岁，真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小李刻意留着油腻的中分，操着生硬的口音，还用下巴兜出一张“地包天”的脸，使形象更贴近于角色唯唯诺诺的平庸气质。然而透过这些伪装，观众看到的还是实打实的容颜不再，不复当年。以至于在电影里，当德尼罗对他说“你有一张英俊的脸”时，我甚至感到一丝尴尬……不过平心而论，这样的小李，就是男主角欧内斯特的合适人选。
自始至终，欧内斯特都是全片最窝囊的人物：他夹在妻儿和舅舅之间，既想要保护前者，又受制于贪婪和懦弱的本性，只能顺从后者的阴谋。他不敢也不愿直接动手杀人，便充当舅舅和杀手之间的中间人，从而逃避直面罪恶。而在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他宁可喝下舅舅掺到妻子胰岛素里的慢性毒药，也不敢鱼死网破。他是如此坚定地执着于顺从，即便明知舅舅要杀他，也还在自我欺骗，直到面对小女儿确凿的死亡。
电影也基本上围绕欧内斯特的心理活动展开叙述。或许因为是小李，观众忍不住要期待他的彻底：或者担当，或者堕落。然而，电影偏偏叫他从头窝囊到尾，没有分毫崇高之感，并且在每个纠结的关头，又都搭配细致然而大体相近的表演。
与之对照，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反派舅舅，则完全是从头坏到底，也虚伪到底的人物。随着情节的推进，电影不断表现他在各种情境、面对各色人等时的“表演”，却始终避免涉及人物角色的内心，不让他表现任何一点精神深度。
结果，两位男主角虽然个性迥异，却因为对个性的严格贯彻、反复强调，反而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全都皱紧眉头，压扁着嘴，竭力收敛着自己的个性。他们的表演可以胜任电影的要求，然而他们个人的魅力也因此消失不见。
事实上，电影整体上采用了写群像的拍法，甚至很洒脱地赋予女主角莫莉，以及一个只出场几分钟的小人物约翰·拉姆齐以叙事者的权力。这使得很多人物都在狭小的篇幅里，获得了相对充分的表现空间。无论莫莉，她的第一任丈夫亨利，她的姐姐安娜，她们的母亲，甚至杀死安娜以及亨利的凶手，全都是有生气的人物。相比之下，两位男主角反而失去了这样的生命力。在缺少个性纵深的重复表达中，他们过熟的气质、过细的雕琢，就和全片粗犷有力的风格格格不入。
换言之，为了凸显两位男主角，尤其是欧内斯特的地位，导演实际上选择了一种颇为无聊的拍法：从而伤害了电影的整体图景。电影叫他自顾自纠结得太久，直到他不堪重负，然后叫调查局的一众探员如天神下凡般现身，拯救无助的奥赛奇族人。这也使得电影最后的一个小时，和此前的段落存在较为明显的脱节。
又是一个“白人拯救一切”的故事？
电影对于印第安族裔的态度，也引发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不过又是一个“白人拯救一切”的傲慢故事。观众期待女主角莫莉的扮演者莉莉·格莱斯顿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表达，而不是只能受制于慢性毒药，在病榻上呻吟，尤其是她已经在片中呈现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可是，受制于历史题材，电影恐怕也没有办法给包括莫莉在内的奥赛奇族人增加更多的反抗性。因为在历史中，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而他们之所以能摆脱受害者的地位，也并非源于他们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向更高统治者捐款，以换取来自外部的保护。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议，除了观众不可避免地要站在今天的视角来对历史事件加以评判外，恐怕也是因为，欧内斯特式的内心纠结其实并不能让观众感到共情。
电影结尾，导演别出心裁，加入了一段讲述奥赛奇族案的广播剧演出，向我们讲述了电影主体以外的，重述这一故事的可能：舅舅威廉·黑尔始终相信，自己是奥赛奇族人的朋友，而非凶手。莫莉有了新的丈夫，并且收获了平静，在她长眠之际，已经将一场场谋杀置诸脑后。如果电影以他们作为主要视角，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会不会讲出更精彩的故事？
“从心所欲，不逾矩”老马做到了吗？
该片导演马丁·西科塞斯80岁了，还有这样深切的关怀，充沛的精力，拍出如此宏大又不失精细的作品，实在难能可贵。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电影里，导演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举重若轻地使如今习惯于短视频的观众能够一直沉浸在故事之中，尤可见其深厚精湛的功力。虽然电影不免存在或多或少的遗憾，可是总体而言，还是完成了任务：讲述这样一段不光彩、被压抑，然而又真实存在的美国历史。
作为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老牌导演，我们可以想象，《花月杀手》的故事如何打动了马丁·西科塞斯：紧张的父子关系、孱弱的接班人、被无视的妻子等等。何况，面对自己熟悉且受到观众喜爱的演员，也很难不产生路径依赖。这就造成了电影表达上的失调，也可见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实在是很难达到的境界。
然而，导演借助电影——这一与其相伴一生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一个自己在乎的故事，其诉求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足以打动人心。导演在影片末尾的广播剧中的亲自上阵，其用意或许不只在于提醒观众去了解一场罪案的来龙去脉，还像是在说：电影工业的技术也许日新月异，但是电影人对于讲故事这门手艺的热衷，对于人性表达的探索，应该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