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影路演活动中，这都是极为少见的一幕：十多人的亮相阵容，领衔主演们站在一侧，舞台中央属于视效总监、摄影指导、剪辑指导、美术指导、概念设计指导……总之，C位属于幕后班底。就连观众席上站起身的三位美术组概念设计师们，也被导演称作“站在光里的人”。
正月十五，《流浪地球2》的全国路演来到了第十站上海。此时，影片上映15天，票房业已突破33亿元，关于《流浪地球3》的拍摄也有了越发明朗的答案。导演郭帆说，如果要给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写一封信，他愿用影片里的台词来阐明心迹：“我在，我一直都在。”它是导演一个人的告白，也是影片台前幕后两万多人拧成一股绳的集体倾诉。
中国科幻电影的版图可以有多大？两部《流浪地球》或许打造了一个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的模板；也可能从创作层面的想象空间、人文底蕴，到消费层面的票房、市场，再到人才层面的就业、相关教育等，以摸石头过河的姿态蹚出了一条路，一条从产业起点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科幻电影之路。
科幻是需要国家“背书”的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的观点极具代表性：科幻电影集艺术创造力、国民的科技文化水平、电影工业化为一体，是国家强盛的体现，是以软实力彰显硬实力的产物。相对应地，每一次郭帆被问及《流浪地球2》的创作难点，他都会提到一句“科幻是需要国家背书的”。
一方面，国家的发展进步为科幻文艺崛起提供支撑，当中国电影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科幻电影产业迎来难得的条件和机遇；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为科幻文艺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现实依据。郭帆说：“真实世界跟影像世界是有必然联系的，强盛的国家才能托举起强大的科幻产业，这是被文艺史、电影史证明过的。”
最直接的例子，《流浪地球2》开拍前，剧组准备了近20万字的世界观概念设定。其中有大的故事框架，比如中国政府率先提出“移山计划”，利用一万台发动机花费2500年推动地球进入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为什么是中国挺身而出？郭帆说，当观众从电视荧屏上目睹“天宫”和我们共度除夕，会自然信服大银幕上中国航天员身着航天服在空间站出舱行走。
更具体些的，近20万字的世界观概念设定看似庞大，但实际拍摄中遇见的问题往往更繁复。早在《流浪地球2》项目刚启动时，剧组就从中科院请来20多位科学家，分为理论物理组、天文组、地球科学组、人工智能组、基础材料组、力学组、航空航天组、军事组等，请他们24小时“饱和式顾问”。大到2044年、2075年的世界呈现何等样貌，城市、会场里会有怎样的张贴物，小到故事里的张鹏与刘培强擦身而过的人群里有两位高阶科学家正在聊什么话题，无论故事的前景、背景、主线、副线，都倚赖这20多位现实中的中国科学家所提供的更可信、更丰富的细节。
2019年《流浪地球》第一部上映时，剧组前往航天城放映，临了，郭帆对台下的科学家、航天员们说：“谢谢您们，你们让中国人拯救地球显得特别可信。”到了第二部，他依然抱持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国家可以了，我们的科幻才可以成立。”
科幻也是需要“团结”这一关键能量的
从《流浪地球》到《流浪地球2》的宣传期，郭帆始终强调，他追求的不仅是一两次作品的成功，更是要为中国科幻电影探索出一套工业体系。
制作第一部时，剧组出版了一本幕后手记，详细记下各个工种在科幻电影制作中的探索过程。筹备《流浪地球2》期间，这个造福行业、造福后来者的工作更进了一步。面向观众，剧组在《流浪地球》上映半年后，在春节档的观影热情褪去以后，请观众重新观影，从电影本体的角度来挑刺；面向行业，剧组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成立了电影工业化实验室，邀请电影学院20多名学生，分布在《流浪地球2》各部门做实习生，专门记下各工种的错误，其中既有电影工业流程的错漏，也包括了艺术管理经验方面的疏忽。郭帆描述，这部“错处集”打印出来后差不多有四五十厘米厚，叹为观止。他希望能在不断地反思和积累中，建立起更完善的中国科幻电影工业体系，“每拍一部就总结一次经验教训，相信终有一天会把一套完善的流程推出来，让后来者更容易在前人经验上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让中国科幻电影越来越好”。
在郭帆看来，“团结”恰是戏里戏外都与科幻内核相通的精神力量——科幻中，人类总是作为命运共同体存在，科幻故事里人们面对的危机，也往往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就像《流浪地球2》里周喆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危难当前，唯有责任”，这位银幕上的中国外交官正是想阐述团结来之不易。“团结也是《流浪地球》这个故事能成立的根基。如果没有团结，地球根本走不了。”
上海路演现场，一位“自来水”观众带来了一本纪念册，其上凝聚着遍布全球《流浪地球》忠实拥趸们给予“小破球”的祝福和勉励。两部《流浪地球》之于中国电影有何意义？它不仅承担了中国科幻电影掘进的重任，还承担了作为文艺作品的社会责任——科幻并非狂想，相反，在全人类经历过一场巨大的危机后，《流浪地球2》这部中国科幻电影选择直面问题，回答“为什么团结至关重要”，如是选择令人动容。（本报记者 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