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的姐姐》剧照
《我的姐姐》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商业电影。所谓现实题材商业电影，主要指的是将社会问题戏剧化，又符合商业电影操作规律的电影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只要触及社会问题的商业电影就一定能得到观众认可，获得高票房。其中的要点在于现实题材如何进入商业电影，因为商业电影的特性决定了它在处理现实题材时需要更多的技巧。
首先，商业电影的观影对象是数量极其巨大的普通观众，必须考虑他们的观影愉悦和情感投入问题。如果观众没有能够得到这两点，就不能称其为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其次，商业电影因为其广大的受众，必然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影响力，也不得不考虑其效果的问题。
《我的姐姐》的两位主创虽然是电影新人，但该片在票房上却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并引发大量的相关社会议题讨论。所以，其操作技巧值得我们展开认真的分析。
商业电影的成功，必须兼顾观众的情感投入与类型愉悦
在引导观众情感投入和获得观影愉悦上，《我的姐姐》下了很大功夫。
商业电影的高票房来自于它对观众的重视。首先最重要的是，商业电影必须能够召唤观众对影片的情感投入，让观众与主人公之间建立起情感纽带。商业电影提供的情感体验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超越性，以弥补观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匮乏与渴望。比较成功的商业电影基本都做到了这一点。
《我的姐姐》在引导观众的情感投入上也十分用心，其中将弟弟形象设置成天真无知的幼童是比较好的选择。正如巴赞评价《偷自行车的人》中的儿子形象：“他的位置决不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他就是剧作的现象学。”因为年龄限制，他们往往对成人困境无法准确地理解，但他们反而有可能成为悲剧内情的目击者，将残酷性真正地揭示出来，甚至成为无意的拯救性力量。《我的姐姐》中，年幼弟弟对姐姐安然的依恋和爱是发乎天然的，这个看似累赘的存在恰恰部分弥补了父母所亏欠安然，而安然实际上最渴望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弟弟在帮助安然与父母和解，也在帮助她成长。
为了铺垫这段姐弟情，片中的细节刻画十分细腻和有层次，地铁中姐姐差点想丢掉弟弟但最终不忍；弟弟给姐姐冲生姜红糖水后的姐弟对话让姐姐第一次打开心扉；听到弟弟说自己有妈妈的味道时坚硬的姐姐被柔软所触动；看到舅舅对弟弟不负责任引发姐姐的母性觉醒；弟弟主动被领养后姐姐意识到自己对弟弟的不舍等等，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将观众带到姐弟情的体验之中，也带到姐姐安然的困境和挣扎之中。所以，安然最后对弟弟的不舍是真正敞开内心后的一种真情流露。安然的这种内心释放也成为观众情感释放的动力，从而与影片产生共情。
其次，商业电影还要充分研究类型，重视类型愉悦的操作。为了预知观众的预期，电影创作者必须精通类型及其常规。而类型愉悦则是一个类型最吸引观众的内容，也可以说是类型与观众之间形成的契约。中国电影市场上曾经有一些现实题材商业电影就是因为没有充分研究和吸收所选择类型的类型愉悦手段，导致影片整体的吸引力不够。
《我的姐姐》对类型愉悦的操作也是比较自觉的。这部电影选择了家庭情节剧这个类型，其中社会变迁和人性复杂导致亲情撕裂与和解的张力是这个类型最大的类型愉悦所在。瑟克、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杨德昌、李安等的优秀家庭情节剧作品，都是因为对伦理亲情的撕裂与和解的拿捏分寸比较好，既以情动人又发人深思。《我的姐姐》巧妙地以姑妈、舅舅、安然三个人物形象及其关系，来处理两代人对个人自由与伦理责任关系的不同观念，以及造成的亲情撕裂与和解。姑妈与安然两代“姐姐”的交锋中，姑妈的现状就像一面镜子，让安然反而对自己的个人选择更加坚定。舅舅与安然的关系则展现出一种新的代际关系可能，当上一代际展示出人性的真实面，两个代际之间的相处反而更加亲昵与自然。姑妈最后对安然的理解与安然最后对舅舅的原谅都体现了对亲情的和解力量的肯定。
商业电影的升华，取决于其作为社会议题讨论场的可能性
在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的社会效果上，《我的姐姐》也做了一定努力。
商业电影因为其巨大的受众，电影制作者需要尽量考虑各种文化观念的平衡，所以商业电影一般来说不太会直接冒犯社会主流人群的价值观，但同时也会对其复杂性进行呈现。麦克白就认为：“一部电影最好是被理解成一处由很多（常常是冲突的）意图和逻辑贯穿其中并发生作用的地方，每一种力量或多或少明显地、也或多或少有效地改变着它。”奥尔特曼甚至认为商业电影可以作为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空间的当代替代品。因为各种社会文化观念都有可能进入到其中，商业电影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社会议题的讨论场所。
对现实题材商业电影来说，这种作为社会议题讨论场的功能显得更加突出。而在具体处理过程中，将重要的社会议题以一种相对含蓄的方式来呈现反而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比如2018年的现象级电影《我不是药神》，就有意避开了对复杂问题的直接讨论，主要提供的是一个英雄挺身而出为困难人群采购廉价药的故事，着重刻画主人公与病人之间的情。但电影在上映后引发严肃社会讨论甚至获得高层批示，则生动地展示出现实题材商业电影作为社会公共空间和社会议题讨论场的可行性和重要价值。
《我的姐姐》所选择的将姐弟情的展现与安然形象的刻画作为电影的主线，将一些带有痛感的社会议题作为隐性表达的原则符合商业电影操作规律，尤其是影片最后的开放式结局是值得肯定的。这个结局一方面是对安然形象刻画的一种深入，因为随着安然在心理上与父母的和解和对弟弟的依恋与不舍，任何一种选择对安然都是残酷和痛苦的。而且安然的痛苦也说明个人自由与伦理责任的冲突、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处境等复杂问题，并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决绝表达，或者二元对立的观点倾轧就能解决的。这样的结局反而为一些复杂问题留下了可以展开的讨论空间。
不过作为电影新人，《我的姐姐》在电影技法上还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间。比如片中的重要形象弟弟的有些台词和行为还有些成人化痕迹，部分削弱了电影的情感力量。而且影片虽然有意识将一些社会议题尽量与故事推进和人物塑造有机结合在一起，但电影的实际呈现中并没有真正做到不动声色中的水乳交融，有些地方的处理还是比较生硬和割裂的。这当然需要电影创作者不断地磨练自己的电影制作水平和能力。
但《我的姐姐》两位年轻主创的电影经历是很有启发性的。导演殷若昕兼具编剧和导演的双项实践能力，而且也尝试驾驭不同类型片，这种开阔的视野对电影新人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编剧尤晓颖之前的家庭情节剧作品《相爱相亲》拿下过多个奖项，这次《我的姐姐》又采用家庭情节剧类型，其中的人物和情节设置可以看到之前《相爱相亲》的成功经验再现。这种在某些类型中长时期磨练和积累实践经验对电影新人同样十分重要。
总的来说，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的繁荣是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更多的电影新人能够投入到其创作之中，并有更好的票房斩获，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桂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