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制图：李洁
龚艳
在一线城市漂泊的都市女性的诸多问题，《我在他乡挺好的》解决方案都遵从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现实性与戏剧性的统一
《我在他乡挺好的》故事中每一位女性在选择的路口都通向了不同的结局，这种差异化正是对现实的尊重，对真实感的传达。这种“不套路”，恰恰是对现实多样性的尊重，对人性与社会复杂感的呈现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指出“艺术通过媒介进行模仿”，影视作品中的编剧就是对故事/现实进行“改编”，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模仿，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影视作品的“编”通常是对生活现实的“模仿”，模仿不是照搬，相反它是对真实感的营造。真实感与真实是有差异的，近年来国产影视剧不乏现实主义题材，那些观众接受度高的作品往往很大程度上“回应”现实，而非照搬现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感”创作。
近年来女性群像的影视剧频频创收看数据新高，成为观众热议话题，比如《三十而已》里的不同阶层女性所面对的家庭、爱情、育儿等问题，都触及到了社会现实及当代女性困境；再如《都挺好》里面所讨论的重男轻女、老年人情感真空等问题。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将当下的社会议题投射在影视作品中，以戏剧性的方式娓娓展开，让观众在看剧的同时引起对时代症候的反思和共鸣。《我在他乡挺好的》是典型的都市职场女性群像剧，全剧只有十二集，每集一个主题，并围绕该主题展开。比如“前任”这一集，纪南嘉和乔夕辰的前任都纷纷登场亮相，作为故事剧情而言当然是对人物前史的介绍，但另一方面则是非常戏剧化的编排，这就是一种真实和真实感的差异，真实即两位好朋友的前任要在同一个时间同时出现的概率是非常之低的，作为观众来说通常会认为这过于“巧合”与“戏剧化”，就会减少对故事真实的认同，但《他乡》怎么完成从真实到真实感的呢？
《他乡》每集的结尾都会有一段充满总结性的独白。比如第八集是“亲情结”，结尾处，乔夕辰望着父母的背影：“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看过父母的背影”“不管你承受什么委屈，爸妈都是你最坚固的铠甲”。《他乡》以主题结构起十二集剧情，看似独立成章，又被一条主线——胡晶晶的死串联起来，四位好友都是生长于小城市，在大城市打拼、渴望立足的一群女性。影片通过她们所面临一系列问题，解构了她们的生活，也白描了当代都市女性，她们渴望爱情，拼搏事业，向往安居，这就是“真实感”。
并非涉及到都市职场女性所面对的困境就是对现实的回应，就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比如，同时期的另外几部影片《北辙南辕》和《我是真的爱你》，都将职场女性的困境作为影片焦点。《我是真的爱你》以“职场妈妈”作为话题，通过刘涛饰演一心事业的单身大女主和她身边职场妈妈、家庭主妇作对照，虽然剧中设计了一些日常的片段：如熊孩子和职场隐孕等，但故事依然有较强的悬浮感，这就触及了剧作中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戏剧性矛盾的解决方案决定了价值输出和真实感的营造。
相比之下，《他乡》中几位职场女性都在自己的职业中遇到了更加“真实”的各种困境，比如乔夕辰要竞争组长；纪南嘉遇到甲方的各种临时起意的要求；连最没有事业心的许言也会有职场的容貌焦虑。面对这些切实的问题，编剧的解决方案并非简单地用爽剧的“金手指”来体现女主光环，而是通过挑战、成长来处理矛盾。比如乔夕辰竞争组长虽然前期充分准备，但因为紧张和体力透支，最终演讲失利；而纪南嘉遇到前任作为甲方临时起意的调整方案，并没有以主角光环去坚持自我，而是积极配合；许言则是剧中成长人格的担当，从她最初对名牌的追求、对享乐的攀比到最后对安居的渴望，最终却卷入了网络诈骗，她的人物线贯穿了诸多拜金少女的现实议题，但编剧以现实问题为“真实性”底色，并以人间真实而非主角光环让矛盾烟消云散。剧中的拜金女成长为努力攒钱的房奴，但最终敌不过诈骗、分手、回老家，这些现实真相通过戏剧性的整合，完成了“真实感”。反观《我是真的爱你》第一集，高管妻子因怀疑丈夫外遇大闹会议场，颓丧地在洗手间遇到了刘涛饰演的女主，刘涛仅仅通过为其化妆和简单的言语鼓励，就让高管妻子重拾信心，“反杀”回会议室，痛斥丈夫，并声称要离婚，并对刘涛伸出橄榄枝，让她和自己创业。这种紧张而密集的戏剧性却以最简单粗暴的巧合和只言片语来解决，很难引起观众的共情。女性的困境和与之对应的成长被架空，这也是很多国产“现实”题材的通病，现实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案的现实主义统一才是一部诚恳的、具有真实感作品的基础。
在一线城市漂泊的都市女性的诸多问题，《他乡》解决方案都遵从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现实性与戏剧性的统一。在女性群像戏中，《他乡》采用了女性角色之间互为镜像的方式，展现了现实困境中女性的不同状态和选择：比如外表阳光，内在抑郁，不堪忍受生活重压、卷入骗局后陷入绝望并选择最极端方式结束生命的胡晶晶；不断被生活磨砺，甚至事业受挫但挺过来的乔夕辰；事业有成面对催婚、生育压力的纪南嘉；还有拥有爱情却没有面包的许言。她们既是都市女性的群像也是都市女性的镜像，代表了都市女性的不同阶段和她们可能的分岔路——有可能是绝路，也可能是生路。剧作者并没有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让女主们升级打怪然后功德圆满，相反，故事中每一位女性在选择的路口都通向了不同的结局，这种差异化正是对现实的尊重，对真实感的传达。比如三对恋人中，许言和男友最终分手，异乡人的认同被安居问题终结；而乔夕辰也并未与男友直奔光明，反而是不确定的异地恋，但她们的选择或遵从了内心或屈服给了现实。
《他乡》中的“不套路”恰恰是对现实多样性的尊重，对人性与社会复杂感的呈现。当然《他乡》的故事中也存在一些处理得相对粗糙的部分，比如相对四位差异化统一的女主们，故事中的反派显得单调很多，“前任们”几乎都是负心人，他们爱自己胜过爱对方，自私且不得善终。另一方面是这部剧涉及到了诸多社会问题：网贷、房奴、催婚、拜金、容貌焦虑等等，剧作者以专题式的结构方式将之一一陈列，就剧作技巧而言是相对陈旧的，影视剧的创新无外乎两个方面：形式与内容。这部剧以扎实的细节还原社会现状，也正因如此，我们对之有了更高的期待。
如果《北辙南辕》代表了“粉红色现实主义”，那么《他乡》被观众所接受证明了现实主义作为方法是有效的，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创作者在群像的创作中需要更细腻的处理，对社会问题的展现或许除了依靠主题式的结构还有更多的可能。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