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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电影学院！张艺谋等17位巨星亲授备考秘笈

（共18张） 2014-02-11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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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2014版

17位著名校友深情回忆当年的考学经历，44位各系考生深情讲述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亲身经历和独家经验

作者：张会军。男，1956年7月生，北京市人。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电影摄影专业，大学本科学历，198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电影摄影)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硕士学位，博士生导师、教授，现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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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张艺谋：“一根筋”的胜利

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点亮了无数青年改变命运的希望之光，在全国激起了广泛的回响。在这股浪潮的席卷下，陕西省咸阳市棉纺八厂一名27岁的青年职工也看到自己的未来出现了些许微弱的光亮。这个人，就是日后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张艺谋。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张艺谋在“文革”中备受歧视，初中毕业后便到农村插队，后在棉纺八厂当起了工人。尽管身份低微，但张艺谋在影像艺术上的才华却是有口皆碑。在枯燥机械的工作之余，他经常一个人跑到郊外去拍照。通过精心的构图和对光线的把握，他拍的照片总是呈现出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他的摄影作品常常被工人们争相传看，厂里的宣传科也经常借他去搞宣传。在工厂的7年时间里，张艺谋结识了一位懂艺术的知音。这个人提点他：“你的摄影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深造的地步，可以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张艺谋心动了：他7年来的最大梦想，就是脱离车间，到厂里的工会当宣传干事，假如能上北京电影学院，他就能拿到文凭，说不定就有机会当上专业摄影师了！

1978年，张艺谋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启事，便暗暗下定决心，积极地着手准备。凭借陕西人秉性中的执着和顽强，他精心地准备了一系列材料，先是认真地裱糊好许多硬纸板，将自己拍摄的好作品整理出来，然后用从卫生所借来的白胶布和棉线装订成册，总共有厚厚的几大本，并且详细地将每一张照片的拍摄经过写成文字附在其中。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托了多人转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办和摄影系老师处。当时，学院摄影系参加招生的老师专门看了他的作品，都一致认为他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平，这让张艺谋感到十分欣慰。但最大的障碍是年龄。当时摄影系招生的年龄范围是18~22岁，而张艺谋已经28岁，远远超出了规定的年龄。

按照过去的惯例，摄影系毕业后先得做许多年的助理，再一步步成为独立拍片的摄影师，这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因而年龄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张艺谋并不甘心，他打道回府，等着来西安招生的电影学院招生组。尽管这些招生的老师同样对张艺谋的摄影才能大加赞赏，但张艺谋却连考场也没有资格进去。考试进行了3天，他在考场外面转了3天，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1978年6月1日，学院给张艺谋正式回函，通知他年龄超过不便报考，将作品如数退回。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事态进入胶着状态时，张艺谋当时的未婚妻肖华的姐夫在报社任职，在他的指点下，张艺谋大胆地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写了封十分恳切的信，表达了自己上学的渴望，又重新精编了原来的摄影集子，一同寄出去。姐夫认识著名国画家白雪石，于是他又给白先生写了一封信。白雪石老先生对张艺谋的作品十分欣赏，很快便将作品交到黄镇部长手里，黄镇也惊叹这个年轻小伙子的才华，马上委托时任文化部秘书长的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办理此事。

华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电影学院，建议破格录取张艺谋入学。因为张艺谋年龄偏大，黄镇批示：“年龄大了可以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华君武特意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商议此事。此后不久，北影厂的一份公函送抵咸阳国棉八厂——“……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接受你厂工人张艺谋到我院摄影系学习，请携带有关证明、户口和粮油关系来我院办理入学手续……”这一纸并非正规录取通知书的调令，不仅改变了张艺谋的人生，也影响了中国电影的进程！就这样，1978年那个骄阳似火的夏天，在一没笔试、二没面试、三没体检、四还超龄的情况下，张艺谋凭借其农民般的坚韧和执拗，奇迹般地跨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成为摄影系78级的一员，与张会军、顾长卫、吕乐、赵非等成为同学。如今，“78级”早已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历史上一个传奇的名词。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4年中，张艺谋一直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他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也倍加珍惜，凭借着过人的刻苦和勤奋，始终以优异的表现和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后，他很快便为同学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以及陈凯歌导演的处女作《黄土地》扛镜，一展其非凡的摄影才华，石破天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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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王志文：自助者天助

王志文从小就对表演拥有异于他人的天赋，其才华在少年时代就显露无遗，也因此与表演结下了不解之缘。初中时代的王志文在音形方面都很出色，能讲很多的方言，经常在老师和同学面前表演，随便表演一段滑稽戏就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因此初三那年他报考了上海曲艺剧团。曾任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团长的王汝刚认为王志文的表演才华在少年时代就很显著，具备了一些成为演员的素质。但是他认为在戏曲方面并不是王志文所擅长的，所以当时并没有考上。“也好，曲艺界少了一个笑星，影视界多了一位戏路宽、能演到骨子里，却从不哗众取宠的好演员。”1984年，高中毕业以后，王志文选择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谈到当时这一选择是如何做出的，王志文说，“为什么选择北京电影学院？当时我的选择是不明确的，一定会有一个原因吧，但这样的原因我自己也没有去想过。”

为了这样一种天生与表演结下的不解之缘，王志文可以说克服了能够想象到的一切坎坷。这第一个坎不是王志文本身相对内向的性格，也不是北京电影学院那百里挑一的激烈竞争，而是那笔非常棘手的旅费。在那一年，北京电影学院并没有在上海设考点，王志文当时如果到北京报考的话，除往返车费外，十多天的吃住开销，对于他当时拮据的家庭来说可以算是一笔巨大的甚至无法承担得起的开支。幸运的是，王志文的表演之路并没有因为这个困难而夭折，王志文找到了他的高中老师替他联系一个成都的亲戚，而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在成都设有考点，因此王志文可以暂住到成都参加考试，这总算解决了考学的费用问题。王志文先是向母亲开口“借我200元，今后还您”。母亲听了有点难过，怎么能说借呢，有理想就尽量去实现吧。王志文拿着东拼西凑来的200元，带着母亲做的盒饭以及干粮、水壶，坐了三天两夜的硬座，把报纸捻成团塞进因干燥而流血的鼻孔，坐累了躺倒在座椅底下。这个当时18岁的少年，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去四川的旅途。当被问到考试的具体情况时，王志文已经记不太清了，“当时会发生很多事情，可能都被忽略了。

最强烈的印象是想回家，因为是第一次离家出门远行，每天会给家里写信。至于考的内容全都忘了。”虽然现在王志文已经记不清当时考的内容了，但是他当时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已经做出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为了抓住这一次难得的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也是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殷切期盼。由于之前所做的努力，王志文顺利地通过了专业考试。然而，就在他觉得前景一片光明的时候，一场车祸险些让他的考学之路画上句点。1984年6月22日，王志文在家附近的甘泉路慢车道上骑着自行车。突然，一辆卡车超车行驶，将王志文撞倒，造成他耻骨骨折。但当时肇事卡车并没停车，一溜烟跑了。当时离高考只有半个月。这一笔高额的医疗费用更加给他拮据的家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而肇事的司机却逃之夭夭。

眼看着高考的日子一天天地逼近，王志文甚至还不能站起来行走，医生叮嘱卧床3个月静养，还说，有可能跛。这种困难的境地，似乎要将这个少年的梦想彻底摧毁。但是王志文跟母亲说，“我就是爬也要爬进考场。”在这样一种几近不可能的情况下，王志文竟然成功地参加了艺术类院校文化课的考试，并以文化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84班。当年上海市马当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回忆那几天王志文高考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她用“一连串的巧”来描述当时发生的事情。上海市艺术类院校招生的文化课考试只有那一年安排在马当中学，考场规则是“考生独自进场”。那天，她作为主考老师正在巡视，门口值班的老师让她快去校门口看看。“我一看，大吃一惊，七八个小青年抬着一块木板，上面躺着个愁眉苦脸的小伙子。他不能坐，不能立，还发着高烧，显然不能独自进考场。他们把情况一说，我不知怎么，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这是决定一生命运的事情，应该让他进来。我就到总务处跟主任说，看看有没有空教室。也巧，隔壁就有一间，于是把课桌拼起来，让他躺着。再放一块木板，把考卷铺在上面让他答题。

我又关照卫生室老师，重点照顾，她就拎了铅桶，里面放上冰块，放在他身边给他降温。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负责政审的刘国平、陶福庆两位老师已到上海，找到朱榴亭说，不管这考生考得怎样，我们招定了。结果，王志文以文化课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84班录取。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王志文说，“我只要认准一件事儿，就会矢志不渝。”机会总是留给有坚定信念的那些人，是的，在表演的这条道路上，王志文就是那样的人。他向我们证明了，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即使再大的困难也可以战胜，同样的，人们也一定会帮助那些有执着梦想的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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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滕华涛：当导演似乎是唯一宿命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滕华涛，父亲是拍摄过《棋王》《黄河谣》的第四代著名导演滕文骥，母亲是《霹雳贝贝》导演翁路明，独生子理应继承家学。但父亲希望儿子继承的是梦想。滕文骥最爱音乐，理想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无奈高考时不招生，他只好改投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至今都能自己为影视剧配乐。4岁到16岁，滕华涛每天被迫坐在钢琴前，叮叮咚咚弹得整个童年日月无光。父母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滕华涛随爷爷奶奶生活在北京。除了对音乐没有爱，各方面他都是个令大人满意的孩子，青春期最叛逆也不过是去听了一场崔健演唱会。从小到大，安静、听话、成绩好，最大的爱好是读书，父亲书架上的收藏，儿子都读了一遍。

每年寒暑假，滕华涛习惯被爷爷奶奶送上某列火车，独自胆战心惊又充满期待地度过陌生旅途，抵达父亲当时工作的片场。地点常变，而剧组人员不变，开工时各司其职，收工后说笑玩乐，热闹放松如一个大家庭。作为一个生活里只有练琴和看书的孩子，他无比热爱这样的集体生活。为了不再孤独，他决定当一名导演。知道儿子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滕文骥特地打电话跟滕华涛谈话。身为“第四代”导演，父亲担心儿子的内向性格不合适团队沟通，也担心年轻人不了解行业辛苦，期待过高。“我们家比较民主，他也只是摆出自己观点，最后决定还是我自己来。”滕华涛轻描淡写。

他很快接受行业给他的第一个挑战：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并非每年都招本科生，滕华涛高考的1991年，导演系招生指标是4名硕士。他因此改上文学系：“我觉得导演不是一个专业，上学的时候可以先学技术，比如编剧、摄影、美工……打下基础再去当导演。”为了实现导演梦曲线救国的还有他的老搭档曹盾，1991级摄影系学生，两人自校园时代起就开始合作。曹盾是西安话剧院演员曹景阳之子，1989年滕文骥获奖无数的《黄河谣》中，就有曹景阳的身影。“当时上北京电影学院的，除了表演系，别的专业基本都有家里人搞电影，我并不特殊。”回忆起当年的考试，滕华涛说：“其实我大概在1990年上高二的时候才真正开始做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准备。当时家里找了学校的老师咨询了一下，考试都有什么内容，大概要准备看什么书之类的。为了准备考试，看了一些关于艺术概论、电影史、艺术史基础知识的书。因为小时候比较喜欢写作，所以还是比较想考文学系。”一方面是自己准备，滕华涛的家人还给他找了一位小老师做辅导。“那些书以前也没怎么接触过，还是得找个人做辅导，自己看也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于是他们就推荐了薛晓路老师。薛老师当时读大二，印象当中她特别‘严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小老师’。”

想起这位当年的“小老师”，现如今却是拍出《北京遇上西雅图》《海洋天堂》的知名导演，滕华涛显得很幽默，“她给我讲了讲艺术概论，还让我写了一些大概一两千字左右，模拟当时考试的短剧本或文章。这期间我还被薛老师批评了好几次，说写得不行。我也忘了具体哪儿写的不行，反正就是指导了考试的那些事儿”。 “考的过程倒是挺愉快的。这过去快20年了，我到现在还都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文学系考到二试的时候已经刷下了很多人了，相对来说门槛儿还挺高的。报名的那些同学差不多也都熟悉，没事儿经常探讨研究一下，考上的12个同学已经挺熟了。

包括后来没考上我们班的同学，如贾樟柯导演，我们私下的交流也非常多。”来到北京电影学院，他马上发现这个地方跟他之前所在的普通高中截然不同，突然来到了一个思想自由、非常鼓励创作、鼓励学生想法的学校。这给当时的滕华涛感触巨大。在文学系的4年里，滕华涛吸收了很多电影艺术的营养。当时带班的崔子恩老师用他的文学基础给学生打开了宽阔的视野，介绍了很多西方现当代作品和不同类型的大师。戴锦华老师讲授了文学理论，用比较文学的思路做电影研究，讲课水平很高。而周传基老师讲课教会大家的东西，包括镜头的运用，好莱坞三镜法的方式，剪接的方式，到现在拍摄还用得到……回忆起当年的学习生活，滕华涛言语间对老师充满敬意。“我们那届没招导演系本科生，没有毕业联合作业的拍摄。摄影系的同学做他们自己的胶片短片作业，我们文学系是交剧本毕业的。但我们当时年纪很小，人也很少，四个系只招了60多人，大家都很熟……当时文学系的毕业生并没有多少拍片的机会，可是谁也没想到现在文学系出了这么多导演。” 1995年临近毕业的时候，他和一位89级的同学一块接拍了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新言情时代》，而这成了滕华涛走上导演之路的开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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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姚晨：舞蹈女孩儿的梦

骑着单车、穿着男式衬衫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快速飞奔，是当年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跳舞时候的姚晨每天的必修课。那时候，她也就十四五岁，自己一个人在远离福建老家十万八千里的京城学习，偶尔路过蓟门桥的北京电影学院，她都会多往里看几眼。在她眼里，“那里面可全是帅哥美女啊”，至于有一天能成为这所学校的一员，则是她想都没想过的。在北京舞蹈学校公费学习几年舞蹈之后，姚晨回到了福建歌舞团，团里效益不好，每个月200多元的工资还经常拖欠，弄得姚晨很不好意。自己都成年了，还得经常回家蹭吃蹭喝的，到处表演需要很好的体力，而自己明显吃不饱只好回家揩油。一直敢想敢做的姚晨，忽然萌发了一个念头，出去闯闯——参加高考，考取艺术专业的大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姚晨为自己的仗义执言付出了代价。

因为曾率领同事闹事索要工资，她和领导的关系一直不佳。这次要离开团里，领导拿出了姚晨当年入团时候签订的合同，如果想恢复自由身，姚晨必须支付10万元。而此时距离高考报名结束只有一天，如果第二天没能凑足钱，领导便不会给姚晨的资料上盖章，也就意味着会丧失高考资格，所以必须在第二天前交钱。

姚晨的老父为了替女儿圆梦，那一夜走访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家张口借钱，第二天带着连毛票都有的一袋子钞票去了团里……就这样，姚晨获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紧张的文化课复习考试之后，便是专业课，姚晨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瘦瘦高高的她实在不是常人印象里的第一眼美女，大线条的长相粗中带细，看似有点傻大姐的气质却可以不时流露出不同寻常的创意。在才艺展示环节，别人要么唱歌要么跳舞朗诵，唯独姚晨创造性地表演鬼脸，她那张五官分明的脸在美女云集的北京电影学院实在算不上优势，但是配上搞笑表情，没人可以比得过她！一分钟十几个表情的高密度搞怪，把考官老师顿时都乐翻了，自然给了她通行证。而在表演环节，考试的题目是团体题目——《舞会》，要求所有人共同完成一个小品。当其余的考生都舞步飞扬的时候，姚晨愣了一下，然后迈着不缓不急的步子，走到舞台中央——“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舞会……”她扮演的主持人一下子在华丽的舞姿中脱颖而出，当时台上台下无不为她的机智喝彩，老师也一下子记住了这个身材修长、长相特别的姑娘。20岁的姚晨如愿地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98级表演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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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陆川：子承父业的辗转之路

与许多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不同，陆川不算是嫡系，他是考研究生才正式进了这个圈子。这其实也是他父亲、著名导演陆天明的良苦用心所在，这一条子承父业之路虽然辗转，却很英明。1989年，18岁的陆川高中毕业，他想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当导演的父亲却非常不希望子承父业，说：“高中毕业考中文系出来的作家都少，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有几个真能当导演的？反倒是学了一身的坏毛病。当导演关键要靠人生经验的积累。”于是，陆川考了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告别北京，按照父母的意思“上军校，吃点苦，学外语有时代特色，路要自己走出来”。军校毕业后，陆川在国防科工委做英文翻译，枯燥的工作反而更激发了他胸中的电影激情。

1995年的某一天，他又来到北京电影学院门口，看到墙上的招生简章，觉得是考电影学院的时候了。这之后，他跑到西四的电影书店，买下了所有带“电”字的书，差点儿还包括了一本《电工修理》。一年里，他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看几眼玻璃板下面的3个字——“勇者胜”，这给他一天的学习带来无比的力量。更大的精神力量来自父亲——在现在看，那是一种具有强大反作用的阻力。陆川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陆天明性格强势，事业成功，他拍的《大雪无痕》曾经创下了最高的电视剧收视率纪录。

虽然此时他不再反对儿子考电影学院，却表现得异常“冷酷”。北电导演系的系主任郑洞天是陆天明的老朋友，可陆天明对陆川报考的事向郑洞天只字未提。相反，他对儿子说：“你考研我没意见，但你的工作不能松懈，工作上要有什么不尽职的地方，我第一个不答应!”而且，这位父亲还给陆川的单位领导打电话，要求从严要求这小子。笔试结束后，陆川感觉不太好，对父亲说：“我觉得可能考不上。”父亲的回答却是：“考不上，明年再考呗。”这句话让儿子心里一阵冰凉。

父辈权威统治的压力甚至也弥漫于陆川的考试中。考剧作的一项，要求是用20个分镜头表现“恐惧”。他写了一个小女孩儿在图书馆里翻一本术士用的书，每翻一页都好像在黑夜的隧道里又走深了一步，邪恶一步步逼过来。后来合上了书，女孩儿抬头看见窗外阳光明媚，那边站着母亲……“我的上一个18年处在极度自卑的状态下。”考北京电影学院就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如果说军校岁月给了他茁壮的生命力，从此挥别了豆芽菜般的青春时代，那么电影学院给了他尽情展现的自由舞台，让他释放真我，摆脱上一辈带来的心灵阴影。

最终，陆川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成为当年被导演系录取的3名研究生之一。看到录取名单的郑洞天打电话给陆天明，责备说：“川儿考我们学院，你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陆天明却说：“他要是不行,你能照顾吗？他要是行,还用你照顾吗？路，得他自己走。”路，得自己走。从此陆川铆了一股子劲儿要做给父亲看看。读研期间，他从来没有要求父亲帮忙找实习工作，全靠跟同学自组拍短片，当场工也无所谓；毕业后，他四处辗转推销剧本，吃闭门羹，也不叫一声苦。然而，看着儿子一天比一天消瘦,陆天明还是那句话：“任何人的第一步都是这样的,你必须自己走出来,学会怎么走第一步是一生的事情。”再看看熬出岁月而大器终成的陆川，我们才明白父亲陆天明当初的那份苦心。他没有轻而易举地随手送给儿子无数资源，却教给了他一种可以终生依靠的生存能力。正因为有当年的辗转与难以忍受的严酷，才会有陆川今天青出于蓝的成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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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郭晓冬：再也不能这样活

说到老家，郭晓冬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深情。这只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从不回避自己曾经的农民身份，说到要回老家郭晓冬甚至会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总是说，“我的根在坊前乡大坊前村，我是坊前乡大坊前村的人”。他的家在山东沂蒙山，伴随他成长的是种地、养家以及无法轻易改变的贫困。正是他年幼时的生活环境与年轻时期的北漂经历，给了他与众不同的气质与经验，一种生活的沉淀。这个农村小伙与文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都源于他对表演艺术执着的热爱。晓冬曾感慨过：“真要感谢我成长的那个年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上下都在搞文艺宣教活动，样板戏、电影走进了他成长的村庄，在一次次趴在土台子上看样板戏、看电影的欢乐经历里，郭晓冬和哥哥深深爱上了文艺，“一部电影可以反复看五六遍，看完后，我和我哥就会模仿戏里的台词！”并不富裕的村子里，电是不敢轻易浪费的，连15瓦的电灯都是要在天黑后才打开，熄灯睡觉是村民们晚饭后的休闲方式。却有一户人家点起了60瓦的大灯泡——这就是临河而住的郭家。

用电如此“奢侈”的郭家事实上家里的经济条件在村里排倒数，郭家人之所以会把钱抠出来“烧灯油”，就是因为这家老大、老二都是爱唱爱演的“文艺青年”。每天晚上，兄弟俩都会把村子里同样爱唱爱跳的青年男女召集到家，在60瓦大灯泡的照射下，一起唱啊演啊……初二那年，因为家里拿不出一年33元的学费，郭晓冬瞒着父母退了学。辍学后，晓冬做过清洁工、建筑工、雕刻工……后来，他凭借文艺特长被招进了莒南县印刷厂宣传小组。再后来，因为表演出色，他又被邮电局看中了。在邮电局工作时，郭晓冬爱上了《大众电影》杂志。1992年夏天，晓冬还清楚地记得买的那期《大众电影》封面上是演员何晴，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夏令营招募学员的广告，就是这则广告勾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他瞒着父母，取走了进邮电局时跟亲戚东拼西凑的1100元风险抵押金，偷偷跑到了北京。在北京的那半个月，改变了郭晓冬的人生轨迹。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老师的指导下，晓东头一次全面接触了“声台形表”，参观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是这短短的半个月，让他感觉到，按部就班的县城生活不是他的理想，北京更适合他。又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发出——我要念书！第二年，晓冬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带着借来的120块钱和满村亲戚的不解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北漂的生活。从1993年到1995年，郭晓冬和哥哥郭晓峰一起住地下室，在北影厂当了3年的群众演员，过着没活开工、没钱吃饭、地下室漏水的日子。但是这些生活的困难丝毫没有减弱他的信心，他仍然为自己的梦想默默努力着。

“农村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不是神话，考上中戏北电确实有点天方夜谭！可是，既然冒泡那么难，为何不放手一搏，去考场碰碰运气呢？”未来的路该如何走？这是兄弟俩在那间仅能容下两张单人床的地下室里聊得最多的话题。经过两年的磕碰，兄弟俩有了相似的认识：“我们是有潜力可挖的，可每年各大艺术院校表演系有那么多科班生毕业，他们都没戏拍呢，我们这俩没受过专业训练的农村孩子要想冒泡太难了！要想出头，只有一个可能——考学。”1995年，哥哥郭晓峰在八一厂的大戏《大转折》中接到了一个角色，这个戏要拍一年多，剧组每个月给他开1000多的工资，还管吃管住。接到这部戏后，这一年，每个月会有工资，还能余出钱来给晓冬，这样他就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发展了！就这样，弟弟郭晓冬踏上了考学路。谈起当年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郭晓冬记忆深刻，他感触最深一句话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认为只有勤奋、投入，才能如愿以偿。其实这已经是郭晓冬第二次报考了。

1993年他刚到北京，参加完夏令营只是懵懂地报了名，什么都不懂，准备得不充分，在初试时就失败了。晓东的印象里初试的时间很长，他准备了一篇文章，就是高尔基的《母亲》。上去给老师报了名字之后，大脑一片空白，念了两句就忘词了。他问老师我可不可以下去重来，下去之后大家都结束了再上去，还是一样忘词。他又问老师能不能照着念，结果可想而知，初试都没有过。再考时，晓冬就一点没含糊，他去北京电影学院请了刘诗兵老师帮他辅导朗诵、表演，找了舞蹈学院的朋友教他练习形体，还找了声乐老师给他辅导唱歌……记忆里，备考那几个月，晓冬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然后到小月河边练声练形体。已经是第二次报考的郭晓冬做足了准备，向自己的梦想进发。回忆考试时的情形，晓东说：“初试顺利通过了，到了复试环节要求唱首歌，我选了一首《再也不能这样活》，我就是要告诉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生活。我记得唱得慷慨激昂的，可能是老师们听懂了我的心声吧，那次考试顺利过关了。”

他的付出没有白费，1996年那个春天，他连闯三关，顺利通过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专业考试。对于只有初二文化的晓冬来说，接下来的文化课本该是个难题。但在冥冥之中，命中注定的事早已经发生——当年在邮电局上班时，郭晓冬从同村的一个高中生那儿借了全套高中课本自学。当时已经辍学的晓东，其实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看书。要是没有当年这个匪夷所思的举动，不然只有初二文化的他怎能考上大学？1996年，郭晓冬终于从住了3年的地下室搬到了地面，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走进北影96级明星班！出身农村、辍学打工、北漂三年，这些经历与考上电影学院似乎如此遥远，却在郭晓冬身上结合到了一起。这与他对表演艺术的孜孜追求与热爱是密不可分的，是这份热爱与努力让他走出农村，走进荧幕，走向每一个观众的心中。郭晓冬用他的经历告诉了大家，所有的道路都是相通的，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你有才华，老师能是看到你的闪光点的。就算竞争再激烈，只要你能充分地发挥自己，展现自己，会有让你如愿以偿的一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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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郭晓冬：再也不能这样活

他的付出没有白费，1996年那个春天，他连闯三关，顺利通过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专业考试。对于只有初二文化的晓冬来说，接下来的文化课本该是个难题。但在冥冥之中，命中注定的事早已经发生——当年在邮电局上班时，郭晓冬从同村的一个高中生那儿借了全套高中课本自学。当时已经辍学的晓东，其实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看书。要是没有当年这个匪夷所思的举动，不然只有初二文化的他怎能考上大学？1996年，郭晓冬终于从住了3年的地下室搬到了地面，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走进北影96级明星班！出身农村、辍学打工、北漂三年，这些经历与考上电影学院似乎如此遥远，却在郭晓冬身上结合到了一起。这与他对表演艺术的孜孜追求与热爱是密不可分的，是这份热爱与努力让他走出农村，走进荧幕，走向每一个观众的心中。郭晓冬用他的经历告诉了大家，所有的道路都是相通的，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你有才华，老师能是看到你的闪光点的。就算竞争再激烈，只要你能充分地发挥自己，展现自己，会有让你如愿以偿的一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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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刘亦菲：做好准备进入梦想的纬度

每个人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梦想的契机都不一样，无论如何，我认为发现了梦想的存在并为之灵光一现，真是一个很幸福的时刻，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按钮被启动，你醒了！一个人有两次生命，一个是属于身体的出生，一个是属于精神和灵魂，当你找到了梦想，清晰了梦想，那么属于精神上的生命苏醒也即将到来。我非常激动地写这篇文章，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坚定自己的梦想，并告诉你们，你们选择成为一名演员将会带给你们多大的挑战和快乐。如果你问我：如果可能你还想从事什么职业，我一定还会说，演员！

它包含了所有的生命体验，并且进入真正创造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一个光鲜的明星外表和它所带来的名利上的满足感，是的，到一定阶段你会认为这种情感的发现和表达已经成为最大的意义。当你不想要别的了，觉得只要还在创造，就足够了，那时候当一个演员真的好幸福。没有了无谓的野心和杂念，这个职业就真正和生命有了联结。

所以在你成为一名演员之前，我想问你，你准备好坚定你的梦想不半途而废了吗？你能确定你是会爱艺术中的自己还是自己心中的艺术？准备好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去活而不是演了吗？演员的天性敏感又脆弱，但同时又强大，但演员确实需要一颗敏感的心，一颗少了污染的灵动的心，那样才会比较容易接触到灵感和情绪，才不会在日后的创作过程和演出时慌乱不知所措。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四年课程也会让你们了解这些知识和意义。考试前可以看一些书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还有《演员创造角色》。注意力的收放很适用于考试，因为考试的环境人多又嘈杂，这能使你不受外界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强大自己的内心，就不会在那么多老师和考生面前紧张。尽量乐在其中，尽量不想结果，投入地去朗诵一篇散文，唱一首歌，参与集体小品或者舞蹈。总之任何一项考试，都忘记是在考试，乐在其中，尽量让身心统一。我想一个忘我投入的人是很有魅力的。放心，只要你坚定了信念和勇气，老师们一定会感受到，大家都想看到一个学生的潜力，而你心无杂念地投入创作的时候，大家一定能感受到你身上特别的东西。

心里最好别有一定要录取或吸引老师注意的想法，那会让你分心，不能充分投入。我也建议看看励志书籍，调整心态，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一切取决于自己，而能否发现自己回归自己，心态和决心非常重要。这只是梦开启的地方，不远处，你的梦在等着你，跟随你的内心，跟随你的梦吧，它是神圣的，美好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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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陈坤：一曲惊四座

1995年，来到北京的第一天，19岁的陈坤首先迷上的就是这里的阳光。“重庆没有那么好的阳光，当时我就高兴地许了个愿，那句话到现在都依然在耳边。通常情况下，19岁的小孩子能有多么大的愿望啊？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我就有很大的心愿，绝不像大家所看到的简简单单、忧郁的陈坤。”陈坤考取表演系，正是外界常说的那种“意外事件”。当时他已经考入著名的东方歌舞团(现中国国家歌舞团)，担任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歌曲的独唱表演。本来是陪同事来参加电影学院表演系考试的，结果陈坤录取了，那位同事却名落孙山。作为社会生源，陈坤此前的经历确实比他的同班同学(如应届高中毕业生黄晓明)要沧桑许多。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含辛茹苦抚养4个子女长大成人。作为长子，为了在经济上自立，并帮助妈妈负担家庭开支，陈坤在高中时就开始半工半读。他曾在重庆市政府机关当过打字员，在酒吧当过服务生，后来凭借一副漂亮的歌喉，成为酒吧的驻唱歌手。也正是凭借出众的唱功，在1996年，他以专业课男生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同班女生第一名是赵薇)。

那一天是复试，由于麦克风出毛病了，主考老师崔新琴问哪位同学可以不用麦克唱歌，无人应答，只有陈坤勇敢地站了出来。无音响演唱本来就是一名专业歌唱演员的基本功，果然，他一曲唱罢艳惊四座。“他唱出他对歌词、对旋律极深层次的理解，他的歌声已经完全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理解力、表现力、感染力是一流的。”崔新琴老师后来成了96班的班主任，每当她回忆起这段陈坤考试时的场景，都洋溢着一种骄傲感。生活中的陈坤很黑很瘦，看上去却有一种神秘和深邃的气质，而且，无论是艺术特长还是表演小品都非常优秀，在场的所有考官都同意以第一名录取陈坤。说到唱歌，赵薇对这个多年死党的第一印象也很深刻：“陈坤有个动作特别有意思，他可以只动一条眉毛，另外一条眉毛不动。尤其是他一唱歌就这种表情，永远都这样，很痛苦的样子。”陈坤考取了表演系，却很长时间没有当演员的念头，依然过着在歌舞团里那种自由的生活。那阵儿染金发很时髦，陈坤就一头黄毛行走在校园里，看上去“自我感觉良好”，扎眼得不行。“我们班主任说，你明天黑头发过来，要不然别来上课。第二天，他一头黑发染回来了。”赵薇笑着说。

外表文弱的陈坤当时对电影并不怎么感冒，但生活的经历依旧让他在同学中显得像成熟稳重的老大哥，因此赵薇更愿意找他聊天，干什么都拉着他，让黄晓明同学备感冷落，原因无他，陈、赵二人聊的那些比较深刻的话题，黄同学都不大听得懂。陈坤性格沉静，不大与人打成一片。在学校时他就发现，如果想要引起别人注意，最好的办法不是叫嚷，而是沉默。三年级时，吴子牛选定他出演《国歌》中的聂耳，就是看中了他“忧郁但不失刚毅的气质”。这是他演员事业的起步。出道15年来，他的这种气质乃至长相都与当年入学时别无二致。《建国大业》里的蒋经国和《建党伟业》里的周恩来让人看到了他渴望脱胎换骨的努力，他的棱角也一直试图从光鲜外形的束缚中挣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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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张嘉译：一跤摔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从舅舅拿出《西安晚报》给张小童看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新闻的那一刻起，张小童便与表演结下了不解之缘。张小童就是张嘉译，是如今那个“大器晚成”红透天的影视巨星。可是，直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前大家都呼他的原名“小童”，张小童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张嘉译，就如他的名字那般，稚气，青春，活泼，顽皮，快乐……那时的张小童是典型的“陕西冷娃”，沉默寡言却又倔强执拗，张小童不是天生的演员，只是“后天”与表演较劲儿，“你只要说我不行，我就偏做给你看”。

张小童还在上高中的时候，绝不会想到他与表演有半点关系，小童也规划过自己的未来，想成为科学家、医生、老师、解放军、工程师等等，唯独没有考虑过演员。又怎么能想到演员呢？在张小童眼里，演员都是些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俊男俏女，小童长得还算俊朗，但是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甚至和女孩子说话都是会脸红，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才艺就是“摔跤”了，这可是小童一直以来洋洋得意的本领。

可是，演员又不是运动员，还没听过谁摔一手好跤就能考上表演系的。不成想，到最后，张小童的摔跤本领，确实是给他表演考试加了分的。张小童还在上高二的时候，就去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他算得上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了，但却是一副西北汉子饱受风霜少年老成的样子。在表演系面试的过程中，有一个环节是“形体展示”，同学们各显其能地扭摆着身体跳着各式各样的舞蹈，极尽妩媚、性感、激情，轮到张小童上场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做起了广播体操，做得很卖力，很认真，尽管现场一片哄笑，也还是有监考老师被小童憨厚老实的样子打动了。等到了“小品表演”的环节，张小童和后来的同班同学热合曼搭档表演了一段反映兄弟情的小品。小品中间有个师兄弟二人打闹的桥段，热合曼是从小练过武术的，算是“练家子”，但是张小童却凭着“三脚猫”的摔跤本领径直将热合曼狠狠地摔在地板上了，“咣”的一声真真地响。“行了，你们不要真摔了！”，引来监考老师的赶紧制止，现场顿时安静了一会儿，监考老师被眼前这个沉默小男孩儿与众不同的男子汉气概震惊了，也许从那一刻起，监考老师就死死地瞄住了这个不起眼的小男孩儿，也或许是那一刻，预示着张小童漫长且辉煌的表演之路开始了。多年以后，班主任马精武老师回忆起对张小童的最初印象，还是一片溢美之词，“当初就觉得这个小孩长得挺端正的，好看，很有个性，朴实，属于那种挺耿、挺憨厚的样子”，从一开始，张小童身上就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使得他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张嘉译与表演结缘，太过偶然，却又显必然，就像那一次狠狠地摔跤，突如其来，却又场面不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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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蒋雯丽：燃烧生命之火

1988年，在安徽省蚌埠市自来水厂，有一名普通的年轻女工，她内向腼腆，不爱跟领导、同事打交道，眼里总是弥漫着一丝无所依傍的神情，大家都觉得这女孩有些古怪，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文静秀气的女孩儿内心却压抑着一团蓄势待发的火，一直在苦苦寻觅一个燃烧的对象。她清楚地知道乏味的工厂不属于她，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离开这里，到一个能燃烧她生命能量的梦想之地去。然而这个地方在哪里？她怀着一颗浪漫的心，却对现实感到迷茫。这个女孩儿，就是如今中国最出色的实力派女演员之一——蒋雯丽。因为受爱好文艺的父母的影响，蒋雯丽从小不仅名著、名画看得多，还专门学习过5年体操，因此在自来水厂的各种文艺活动中，她总是被“委以重任”，担任组织工作和主要表演者。

当时全国城建系统搞汇演，领导派蒋雯丽担任集体舞的领舞，艺术总监发现她虽然没有太多专业功底，但肢体语言中传递的感情却非常丰富，于是便向她建议：“你为什么不去试着考北京电影学院呢？”这一句话，叩响了她的希望之门。是啊，为什么不试试看呢？虽然并不曾梦想过当演员，但那总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啊！于是，她凭借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果真出现在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场上。1988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有2000多名考生报名，最终只招收15名学生，堪称名副其实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年考生中形象出众的格外多，尤其是一个叫许晴的女生，走到哪里都是被关注的焦点。和她们相比，蒋雯丽觉得自己只是丑小鸭。她并没有奢望能考上，而是将考场视作自己梦想的舞台，唯愿这次考试能将她内心的火焰痛快地燃烧一次。在放松的心态下，她竟然顺利通过了一试和二试，考官们也都注意到这个表面温柔腼腆的女孩儿内心蕴藏的强大生命激情。接下来，她要应付最关键也最困难的三试，由于前面的表现良好，她对自己又多了几分信心。有一道题是讲述一段自己最难忘的事。蒋雯丽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与外公诀别的那一幕，外公是她从小相依为命的亲人，他的离世是她心中最伤痛的记忆。题目勾起了她的回忆，于是讲述自然地开始了。

在蒋雯丽声情并茂的讲述下，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朗诵或讲故事，而是一次生命体验的真诚表达，她越讲越投入，几乎忘记了主考官和观众的存在，忘记了自己正在参加一次考试，而仿佛是在与外公进行一次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尽管她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也没有专门学过朗诵，但她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却打动了现场所有人。考试现场，另一道名为“唐山地震之后”的命题则更具挑战性：“唐山大地震时，你正在外地出差，得知你的家被夷为平地，所有的亲人全部遇难。一个月之后，你终于回到家里，现在，你来到了你们家的废墟前，脚下是一片瓦砾……”这道题旨在测试考生的临场反应和内在激情。考试开始后，只见考生们有的哭天抢地，有的拼命在废墟中挖掘，有的甚至开始偷东西……蒋雯丽暗自摇头：他们的反应都不对。此时她突然想起一幅法国名画——德拉克洛瓦的《墓地上的孤女》。画面中那位失去家园的女子面无表情，眼睛望向天空，背后就是安葬亲人的墓地。她第一次见到这幅画就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因而印象格外深刻。就在这时，她听到考官叫她的名字。于是，她静静地走到“废墟”上坐下，想起奶奶去世前自己照顾她的情景，眼泪渐渐蓄满了眼眶，缓缓抬起头来望向天空，泪水顺着眼窝滑下。此时，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她将那种痛不欲生的空洞无助感展现得淋漓尽致，震撼了考官。她并不知道，此时，她已经成功地抢过了镜头，摄影机只对准了她一个人。

导演系的郑洞天老师碰巧也在现场，他悄悄地对旁边的主考老师说：“这个女孩儿，不管你们要不要，将来我一定要请她为我拍一部电影。”在那一天的考试中，蒋雯丽释放出了一个22岁年轻生命的全部能量，心中的那团火焰终于尽情地燃烧起来。走出考场的她感到无比的畅快和满足，即使考不上也无憾了！然而，命运怎能不眷顾热爱生命的人？蒋雯丽最终以她出类拔萃的表现，以高分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88级表演系的一员，终于真正开始了筑梦的旅程。郑洞天在考场上那一句诺言，终于在2004年的史诗力作《台湾往事》中得以实现，蒋雯丽质朴亲切的表演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2009年，蒋雯丽又根据她和外公的故事改编并执导了电影《我们天上见》，赢得了第14届釜山电影节“最受观众喜爱电影奖”。她将这份刻骨铭心的亲情散播出去，感动了全世界的观众。当年那位在自来水厂茫然地做着白日梦的女孩儿，终成一代巨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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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陈凯歌：积淀与成功

有人说“第五代”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流派。其实，现象也罢，流派也罢，最重要的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这帮怀揣梦想的“子辈”为重写历史的电影探索运动拉开了帷幕。举起这竿大旗的旗手中无疑应该有一个名叫陈凯歌，他的《黄土地》寄寓的刚毅的民族精神与悲剧意识，让我们惊讶地看到了未曾真正留意或已经快遗忘的父辈与故土。1969年，陈凯歌离开北京上山下乡，去的是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市。西双版纳林深草密，丛岭连绵。

仅仅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就有知识青年至少十几万人，伐木开荒，放火烧山，屯田垦殖，变原始森林为大寨梯田。刀锋过处，大而至于两个人合抱也不逮的千年古树，小而至于林间灌木和细草，一律都在砍平除尽之列。陈凯歌目睹了16岁的上海少年在百般困难中终于砍倒一棵粗壮的大树，却被倒木压在底下的惨状，以及少年的父亲远道而来，一言不发地来到这棵倒木边默默祷念的情景。他看到了因为砍树，捣毁了蜂窝，被群蜂疯狂地追逐着的砍伐者的悲惨情景，不幸的知识青年一直逃到河里藏身水底，而当他刚一冒头呼吸却被群蜂蛰死的结局。他也看到放火烧山，火势冲天，万木奔腾，复又成原的悲壮奇观。陈凯歌在《少年凯歌》中曾经引用阿城的小说《树王》中的一段话来形容自己亲眼目睹的那段岁月，“山上是彻底沸腾了，数万棵大树在火焰中离开大地，升向天空，正以为它们要飞去，却又缓缓地飘下来，在空中互相撞击着，断裂开，于是再升起，升得更高，再飘下来，再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热气四面逼来，我的头发忽地一下立起，手却不敢扶它们，生怕它们脆而且碎掉，散到空中去，山如烫灼一样，发出各种怪叫，一个宇宙都惊慌起来。”陈凯歌还是成功地走出了那座大山。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陈凯歌努力复习，目标是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他落榜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刻骨铭心的，因为陈凯歌最钟情的始终是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7岁开始，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剧的母亲就严格地教他日日诵诗，习字读书。下乡那年，他用扁担挑了两只纸箱子，一箱是衣物和什用，另一箱是书。其中一本《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本王力教授的《诗词格律学》、一套《红楼梦》，还有八册一套的中华活页文选汇集的古文选读。在云南的丛林草屋中，他就是这样挑灯夜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其中浸润着的儒家文化是陈凯歌日后电影的精神奠基和思想洗礼。

因为父母都是资深的电影人，北京大学高考失利后的第二年，他踏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场。那一年，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宣布恢复大学本科各专业的招生，这也是自1965年以后第一次重新招收本科生。招生广告一出，全国轰动，申请报名者逾万。原定是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5个系总共招收120人，每个专业只招收15~20人，但考生太多，仅仅是表演系的报名者就有近万人，在城里招生处外的人行道上和院子里，人山人海，堵得黑压压一片。

于是学院在全国设了北京、上海、西安三个考区，北京考区每个专业还都分设了几个考场，文化部还扩大录取名额，增至150人。影片分析考试放映的是《英雄儿女》。在大礼堂放映完后，数百个考生被分别带入几个教室，进行紧张的写作。田壮壮写得最快，30分钟就迅速地交了卷，导演系的一位教师很奇怪地问他：“你答完了吗？”“我答完了。”“你不要再检查一遍？”“不用了。”田壮壮一个人走出来，在校园里的小售货亭边买了一包香烟和几支冰棍,走到大树下乘凉。因为他要等陈凯歌，他和陈凯歌从小是在一个大院中长大的。陈凯歌交卷后，兄弟俩互相交换了心得。最让他们兴奋的是，他们共同进入复试的榜单。

接着就是根据实物表演小品，当时的主考教师是汪岁寒教授，考官司徒兆敦副教授嘱咐他不要慌张，冷静地考虑和准备5分钟。当时表演的什么，陈凯歌如今已记不清了，但是他清楚记得自己当时那种激动的蓬勃欲出的感情。复试后走出考场，独自一人站在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校门前的那条林荫路上，参天茂密的杨树树冠在风中哗哗作响。一片望不见尽头的饲料伸延过去，接上了邻近村庄的大田作物，那是一片沁人的碧绿。陈凯歌突然觉得心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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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赵薇：一个忘带准考证的姑娘

栀子花的香气还没散去，刚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就要迎接新的怀揣梦想的学生了。入学考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表演系的崔新琴老师望着一张张怯生生的面孔，心里感慨万千。“老师，有个学生忘记带准考证了，还让她参加考试吗？”崔老师一愣：“连准考证都忘记了的学生，怎么能参加考试？让她回去吧！”每年都会看到无数准明星的崔老师，怎么也没想到自己1996年面对的那群孩子里后来居然出了那么多的明星，当然这都是后话。说完了拒绝粗心学生的话之后，崔老师在走廊里，看见一个姑娘在低声啜泣，说不上梨花带雨般的娇孱，却格外真挚，崔老师走了过去问：“孩子你怎么了？”把头埋在头发里的女孩儿抬起了头，留着中分的前刘海，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红通通的，抽泣着说：“我忘记带准考证了，老师不允许我参加考试了……”姑娘不算美艳惊人，但是却有让人过目不忘的聪慧可人，望着那双真诚的眼睛让人很难对她说不，慧眼识珠的崔老师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女孩儿的潜质，说：“走，我领你去补办。”

来到补办准考证的地方，负责的老师很纳闷地看着崔老师说：“这么多年，没有准考证的学生都是不能参加考试的。”“我知道，可是这个孩子我见过，是个好苗子，将来会有前途！”在崔老师的一再坚持下，负责的老师给女孩补办了准考证，特意注意了一下这位被破例的姑娘的名字——赵薇。拿到准考证后，赵薇笑得格外灿烂，特别有感染力，属于能让整个房间都洒满了阳光的那种，前一秒淌下的泪还在腮上。

崔老师心想，自己真没看走眼：“快擦干眼泪去考试吧！”姑娘点了点头，赶紧朝考场跑去了。经历了这个小麻烦后，初来乍到的赵薇格外自信，后面的考试发挥也很出色，无论考场老师出多么刁钻的问题，她都能“放得开”，一路过关斩将。小品表演、台词、形体、特长展示，她都非常好地把自己的优势凸显了出来。在最后一轮面试中，赵薇再次见到了最初帮助自己补办准考证的崔老师，发挥更是稳健中有惊喜，崔老师看到自己帮助过的小姑娘这般表现，也暗自欣慰。最后，赵薇在当年的考生中，无论是专业课还是文化课考试，都高居第一，文化考试高出录取线60分。事后，大家经常打趣崔老师说：“赵薇是你家的孩子，长得和你怎么这么像啊？”

崔老师听后只是微微一笑，后来“小燕子”一举证明了老师的眼力。赵薇和北京电影学院的故事，一半是薇迷们理解的“俺们家赵薇哭了，谁看见都会动容的”，一半是赵薇在去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已经在谢晋创办的表演学校学习了一年。凭借出色的文化功底和考场上优异的发挥，“小燕子”正式起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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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黄晓明：一波三折终有果

黄晓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带着一丝奇迹的味道。因为中学时就有在青岛电视台担任主持人的经历，所以黄晓明高考时一心想要报考主持专业。在去北京电影学院参加专业考试之前，他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学校，一直以为“北电”就是“北京发电厂”。而当时，北京电影学院也已经有 10 年没在青岛招生了。但似乎就是冥冥中的缘分使然，黄晓明的一位老师得知北京电影学院在青岛设点招生的消息，努力推荐和说服自己这名“漂亮”的学生去报考。黄晓明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但是就在考试前的一个月，黄晓明又莫名其妙地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说起这段往事，他自嘲地说：“可能我这话说出来都没人相信，那天我就是站在路边要过马路，一辆吉普车就从我脚背上轧过去了，但是我只是觉得脚好像崴了一下。我正奇怪呢，司机就下车问我有没有受伤，我还走了两步觉得也没什么事就让人家走了。然后脚就不行了，去医院以后才知道是骨折了。”

一直是家里“乖宝宝”的黄晓明在考试当天是由 7 人“护驾”，拄着双拐去的考场，主考官就是他日后的恩师与伯乐崔新琴老师。谈起黄晓明的专业考试，简直是让人啼笑皆非，因为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表演指导，一切的考试题目黄晓明全是靠自己的“现场发挥”。老师让他展示形体，他就做起了广播体操；让他表演“捉蛐蛐”，他说“我们青岛没有蛐蛐”；让他表演打人，他非常认真地说“我不打人，打人不是好孩子”；再让他表演骂人，他更是一本正经说“我们青岛人说话从来不带脏字”。

各位招生老师面面相觑，但是黄晓明单纯的样子又让老师确定，这个孩子确实不是来“砸场子”的。于是崔老师问，那你能表演什么才艺呢？黄晓明就现场高歌了一曲当时正流行的林依轮的《火火的歌谣》。林依轮的歌有不少高音，在通俗歌曲中并不算好唱，显然不适合用作考场表演，黄晓明不时地走音和破音，却把老师们都逗乐了。最后崔老师笑着问黄晓明：“你不会是真的瘸腿吧？”还开玩笑似的说：“两个月后再来一次北京验明正身。”两个月后，黄晓明真来了，跑着跳着地出现在老师们面前，冲着崔老师说：“您看我不是瘸腿。”

黄晓明就这样通过了艺术考试。每次说起这个段子，崔老师都会很感慨地说：“那时候就是觉得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单纯，笑起来那么灿烂的孩子。虽然他不是很会表演，但是这个可以通过学习来实现。而就他本身条件而言，他的脸就值 300 分，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当时招生的老师中有人提出过异议，说这个孩子太像一块木头了，崔老师说：“即使是木头，也是一块美丽的、可造就的木头。”如今，这块“木头”果然已经被雕琢成了最漂亮的形状，占据着中国影坛一席重要的位置。想起当年的考试经历，“单纯”或许就是黄晓明制胜的法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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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黄晓明：一波三折终有果

黄晓明就这样通过了艺术考试。每次说起这个段子，崔老师都会很感慨地说：“那时候就是觉得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单纯，笑起来那么灿烂的孩子。虽然他不是很会表演，但是这个可以通过学习来实现。而就他本身条件而言，他的脸就值 300 分，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当时招生的老师中有人提出过异议，说这个孩子太像一块木头了，崔老师说：“即使是木头，也是一块美丽的、可造就的木头。”如今，这块“木头”果然已经被雕琢成了最漂亮的形状，占据着中国影坛一席重要的位置。想起当年的考试经历，“单纯”或许就是黄晓明制胜的法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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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贾樟柯：不只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光荣

2005 年，在一次电影论坛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谈起了电影教育：“这些年，北京电影学院刻意培养了不少电影导演苗子……”一番列举之后，郑洞天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身边的贾樟柯，补充道，“当然也有自己冒出来的。所以，把贾樟柯归为电影学院的功劳我们是不好意思的。”话音未落，场下一片笑声。贾樟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其实，凭借几部体制外的作品获得国外同行超高评价的贾樟柯，在一些场合也有所回应。他曾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看了 4 年的中国电影，看不到一部跟我所知道的中国现实有关的片子。”他还说过：“北京电影学院和我同届的很多摄影系的同学，我从他们的作品中，没有发现有哪个能跟我想象中的美学语言有某种关联。”此外，他对学院教育下的电影精英也发表过这样的观点：“第五代成功以后，他们的创作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来自陈凯歌，他说过一句话‘我越来越觉得电影应该是用来描写传奇的’。我很不同意他这种看法，电影可以描写传奇，但是不一定都要去描写传奇。”不过说起当年贾樟柯考取北京电影学院，最大的影响还是从陈凯歌这里来的。1990 年，贾樟柯面临着当兵或者落榜后继续考大学的选择，由于父亲的坚持，他背上行囊自费去山西大学念美术。有一天，他实在无聊，于是买票进了电影院，看到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忍不住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看完之后，他发誓以后一定要当上导演。可是究竟要怎样才能当上导演呢？贾樟柯到处问人，有人告诉他想当导演就要考电影学院，而且还跟他讲千万别考导演系，最难考，“什么系好考你就考什么”。

虽然非常喜欢导演系，但贾樟柯最后还是选择了文学系。他从 1991 年开始考北京电影学院，其间历经波折，面临诸多困境，“当时跑遍整个太原都找不到一本关于电影的书”。他考了两年都失败了，却痴心不改，直到第三年专业成绩取得第一名，文化成绩依旧差着 30 多分。当时北电的教务主任赵凤玺老师对贾樟柯说：“那你就先来听着吧。”就这样他成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旁听生，直到两年之后才正式转为这里的学生。贾樟柯常常说：“上不上北京电影学院我自己都会成为一个导演。”

但是当年的他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却是最好的，常常是不在图书馆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因为“到北京电影学院主要是一个专业的学习和训练，那时候我已经23 岁了，已经相当成熟”。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目的性极强。大二那年快结束时，他组织了一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后来这个小组的名字出现在《小山回家》的片头。这部 1995 年拍的片长 57 分钟的短片获得了香港映像节大奖，为他争取到拍摄《小武》的机会。法国《电影手册》称赞《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复兴与活力”。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更称贾樟柯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这句话似乎更适用于他的母校，尽管在影片字幕上打着“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但学院却一直不敢向这位无限耀眼的奇才“邀功”。贾樟柯也并没有“像闪电般”稍纵即逝，直到今天，他还在继续书写着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美学传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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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鲍鲸鲸：我为什么考北京电影学院

2004年9月，我作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04级新生，在开学典礼过后，领到了一个黑色的笔记本。皮质的笔记本封面上，正中印着“北京电影学院”6个金色的小字。右下角，印着我的名字。

2004届的新生一共346人，每个人，都收到了郑重印着自己名字的笔记本。笔记本扉页上印着8个字：要做大师，先做小事。毕业5年，这个笔记本我至今没敢在上面写下一个字，但会时不时翻开看看，看看这句通俗易懂的格言。而2004年的秋天，北京还没有雾霾，晴空万里，我站在学校的食堂门口，看着手里的本子，和上面自己的名字，心里偷偷地想着：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真是太好了。

考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我上的是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附中，六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主修扬琴演奏专业。上到高三的时候，加上小学四年的学习，我已经学了整整十年的音乐。顺利通过大学的专业课考试，参加高考，然后升上大学。毕业后或者考研，或者进入乐团，从事和音乐相关的工作，这条人生规划路线，非常清晰可见。但人生如歌，好好地唱着唱着，不小心在某个音上就走了调，然后一路跑偏，彻底地跳进了另外一段旋律里。我第一个规划外的音符，源自高二我爸给我买的一台笔记本电脑。自从有了电脑后，本来该去琴房好好练琴的晚上，我缩在宿舍里一部接一部地看起了电影。

看完一部好电影之后，忍不住又开始自己写些影评和感想。渐渐地我发现，比起在琴房里按照乐谱埋头练琴，我更喜欢对着屏幕吭吭哧哧地敲字。就这样，升到高三时，我明确地和家人说，我不想再学音乐了，未来想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家里人为此郑重其事地举办了一次小型家庭辩论，对方辩手派出了我们家学问最高的人——我大舅，来和我进行深层讨论。我大舅说：“那你不上音乐学院，高考想考哪儿呢？”当时我还不知道北京电影学院有文学系，也根本不敢想自己可以去学电影。我的目标仅止于考上普通大学的中文系。大舅点点头，说：你的想法我们支持。不过，你知道普通大学高考，都是要考数学的吗？我大舅的这一句话，就把我堵得哑口无言，输得东倒西歪。因为在音乐学院，我们从初二以后，就不学数学了。这场家庭辩论就这么犀利地结束了。我彻底地收起了向文学进军的心，老老实实地重新练起了扬琴，准备高三下半年的专业考试。但在专业考试前的那个寒假，有天晚间新闻报道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报名。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我刚看完《这个杀手不太冷》，还逼我爸带我出去买了盆发财树的盆栽。

第二天，我瞒着爸妈，偷偷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在标放一层的大厅里，各个系的老师正在接受报名。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看见了“文学系”三个字，这一天，刚好是文学系报名的最后一天。确认了文学系的高考不需要数学成绩后，我当时的心情浮夸一点形容的话，就是一直在交响乐团里随波逐流，懵懵懂懂地拉着荒腔走板的乐章，而这一刻，却突然站到了指挥台上。自己17岁随心所欲的人生里，正式响起了我要拼命去演奏好的主题曲。顺利报名后，开始准备考试。文学系的考试分初试、复试和面试三项。初试是看电影写影评。复试是在规定时间内写出800字左右的故事。面试是随机抽取试题，根据题目现场编故事给老师听，然后回答一些影视基础知识。初试时，看的电影是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复试的故事编写，给了三个词：夕阳，茶杯，秘密。

我编了一个职员给贪官送礼，在夕阳中偷偷看到贪官的秘密的故事。初试和复试都顺利通过了，我的秘密也被爸妈发现了。因为从来不看任何百科全书的我，开始埋头看起了《文艺知识小百科》，这是报名后在学校门口买的，一起买的还有悉德?菲尔德的《电影编剧指南》。家里人开始跟着起哄，有表示乐观态度的，有表示忧虑心情的，被他们一闹腾，本来挺淡定的我，也开始紧张起来了，担心一路走到面试，如果失败了该怎么办。这可能就是别人常说的目的性颤抖，越接近终点时，越是没办法排除杂念。瞻前顾后的时候，我随手翻开了刚买的《电影编剧指南》，想要临时抱抱佛脚。刚翻到第一章时，就看到了书里引用的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每一只麻雀的死，都有其特殊的天意。这话说的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引用在这里，解释的是编剧技巧，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安抚了我一切杂念和过于功利的目的。几天后，当我坐在面试现场，老师们问起我为什么要考电影学院，能不能告诉他们我觉得电影是什么时，我记得我是这么说的：“在今天之前，我不知道电影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也不知道编剧到底在其中起什么作用。而未来，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编剧，成为这个行业里厉害的人。这些都是我现在还不知道的事。可是此时此刻，我坐在这儿，唯一能确定的，是我喜欢电影，我想了解它。因为每次看电影的时候，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它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让我做了一个很棒的梦。所以我想考电影学院，我也想成为一个为别人制作出梦的人。”后来我顺利通过了面试，以专业课第二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4年的学习结束后，我开始自己创作小说，然后根据这本小说改编了剧本，被同系的学长滕华涛导演拍摄成为电影，这部电影是《失恋33天》。《失恋33天》上映后，票房不错，接到很多邀请，大家突然都开始聊起“接地气”这件事了。老实说，表扬的话，听到了不少。虽然不至于全部信以为真，但心里多少产生了点对自己的暗示：嗯，就这么接地气下去，一定没错的。有一天，和一位制片人见面聊合作。这位制片人给我讲了他们想要拍的电影，一个非常梦幻，思维很跳跃，纯粹靠想象力搭建起来的故事。

我委婉地说，对这样的故事我没有太大信心，因为“不接地气”，我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像“失恋”这样接地气的故事。现场沉默了片刻。那位年近中年的制片人，突然抬头盯着我，有些发怒的表情，他一字一顿地开口说：“就算我们不合作，但是，鲍鲸鲸，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您说。”“电影是什么？”我愣住了。制片人脸上发怒的神色更明显了，那种怒气，是一种少年人才有的，横冲直撞的怒气。“是梦啊！电影是梦啊！你连做梦都不敢了吗？现在？”他直愣愣地问我。那一瞬间，我回到了8年前，那个冬天，参加面试的我，坐在文学系的教室里，面对着所有老师，回答同样的问题。“电影是什么？”8年前的我，敞亮而坚定地回答：电影是梦。是为别人制作一场很棒的梦。那一瞬间，我为现在懦弱的我，感到汗颜。我想向8年前那个勇敢而莽撞的我，说一声抱歉。2004年的2月，离现在已经过去了8年。但我依然需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考生。需要让自己随时做好准备去接受质问，这个质问就是：电影是什么。2004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考生，准考证号20041119，我叫鲍鲸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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