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逸华
木棉对橡木的爱恋,红颜知己放弃名利扶佐邵逸夫
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当年。因为战火,邵氏公司百废待新。邵逸夫有了一种紧迫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邵氏的电影事业,重建影楼、联系院线、每天坚持至少看一部电影。当年,他坐的劳斯莱斯是名贵豪华的车,车里有酒吧,但为了处理公务,他将其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1952年的一天夜晚,邵逸夫来到邵氏戏院楼上的夜总会听歌。刚开始的几场表演看得他昏昏欲睡。正准备离去时,主持人说:“下面请红遍南洋的女歌星方逸华小姐演唱。”听了“方逸华”三个字,邵逸夫觉得相当耳熟,他挥手招来侍者问询。侍者告诉他:这位方小姐是最近红遍南洋的歌手,一曲《花月佳期》迷倒一片客人。邵逸夫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曾听过她的唱片,因为十分喜欢她的歌声,便让侍者送上一大束鲜花。
演唱结束后,方逸华换上一套素雅的旗袍,专程向邵逸夫道谢。两人来到一间环境清静的酒楼,边吃夜宵边聊天。邵逸夫这才知道,方逸华也是上海人,母亲是老上海滩的“舞国红星”方文霞,比他小了整整24岁。因为家道破败,遗传了母亲的窈窕身姿和美妙歌喉的她17岁就登台谋生,主要在香港高级俱乐部表演。方逸华非常聪明,喜欢的歌听过一遍就朗朗上口、腔圆字正,俏丽的外表加上美丽的歌声,让她的名气越发高涨,而此次,她就是应新加坡演出商的邀请来表演。那一晚,两人交谈甚欢。
此后,因为选影片的原因,邵逸夫时常进出香港。每次来港,只要时间允许,他就会到方逸华的夜总会捧场。方逸华对邵逸夫谈起童年在上海的种种趣事,经及在南洋演出的种种见闻。邵逸夫入神地听着,偶尔一阵爽朗的笑声,一句睿智的话语,令方逸华感觉坐在眼前的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电影大亨,而是一位亲切的兄长、一位和蔼的老师和一位幽默的朋友。
而随着交往的深入,邵逸夫惊喜地发现方逸华不仅人长得美,歌唱得好,而且颇有见的,更当她视为红颜知己。
1955年,已经战领东南亚电影半壁江山的邵逸夫发现:影人没有摄影棚,等于工人没有工厂,邵氏要想在激烈的影业竞争中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厂,便有意在香港建设“邵氏影城”而这需要一大笔钱。但他的想法遭到了邵氏在香港主持工作的二哥的强烈反对。对电影业无心恋战二哥写信,希望邵逸夫来港主持邵氏电影业。
1957年的初秋,邵逸夫离开了奋斗了30年的南洋,与合作了30年的三哥分手,从狮城来到了香港。这一年邵逸夫正好50岁,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邵逸夫却以万丈雄心进军香港,再图霸业。
来到香港之后,邵逸夫做了一件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事情:向方逸华发出了邀请,请她来邵氏兄弟公司工作。
当时,方逸华的歌唱事业如日中天,许多人都她劝她不要离去。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退出了歌坛,退出人们的视线,追寻这个发现她,让她认为值得可以相守、相付一生的男人邵逸夫。
果然,方逸华没有让邵逸夫失望。自从进入邵氏公司之后,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每天是邵氏公司最早一个上班、最后一个离去的人。她从邵氏企业采购部小职员做起,逐渐做遍公司的每个部分,对内调停,对外交际样样精通。方逸华的不辞辛劳和聪明、睿智让她很快成为邵逸夫在事业上的智囊与最得力的助手。
1957年,在方逸华的极力推荐下,邵逸夫动用了100万港币,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终于不负众望,以《江山美人》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之后,邵逸夫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巨片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中国片的狂潮。邵氏电影公司20多年间所摄制的影片达1000余部,旗下电影院达200家,每天观众大约100万人。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1300人,被外国传媒誉为“东方的好莱坞”。
正当邵氏影业全盛之时,电影受到电视的挑战和威胁。这时方逸华又独具慧眼,建议邵逸夫花了一大笔钱去竞投无线电视的经营权,结果一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从此,奠定了邵逸夫在香港影视界无人可及的“教主”地位。